2014年以来中国的马拉松赛事呈井喷式发展，似乎不跑个马拉松都不好意思跟人聊天了。在“全民跑马”的热潮下，马拉松的危险属性被忽视。许多人在缺乏自我身体认知的情况下盲目“跟风”。马拉松赛场上不时传来选手猝死的噩耗，这也凸显各地的马拉松赛事“内功不足”的尴尬，上海国际马拉松赛首席医疗官马宏赟认为目前国内大部分马拉松赛事都存在医疗风险漏洞。
跑步充满不定性。我说的不是跑步中时不时都会遇到的新奇感觉，而是生与死。在我们体内，似乎暗藏着一辆F1，随时轰然驶出，把生命从欢快热烈、酣畅淋漓的跑道，直接送到另一个世界。
就算是马拉松赛事，都不能幸免F1的尖啸：2014年伦敦马拉松，一位42岁的男子冲线后晕倒在地，抢救无效身亡；2011年10月，35岁的美国人卡文迪斯摔倒在距离芝加哥马拉松终点不足500米的地方，再也没有起来；2008年11月，来自巴西的卡洛斯戈麦斯完成纽约马拉松后感觉不适，虽然立即被送往曼哈顿医院抢救，可惜为时已晚。在更早些的2002年波士顿马拉松，为治疗白血病和淋巴瘤募捐的辛西娅.卢赛罗跑到35公里补水站，28岁的她4天前刚刚完成博士论文，一杯水喝下后，她头晕目眩地走了几步后摔倒在地，结束了刚刚绽放的生命。
导致跑步猝死的主要原因是心室纤维颤动（室颤）引发的心脏骤停，预测（或自测）什么样的跑者、在什么情况下会坐上暗黑F1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无论比赛前做怎样的体检、提交怎样过五关斩六将的成绩证书，都不能保证你的小心脏在这次比赛中肯定没事儿。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我们选择了跑步这种活法儿，既然我们命中注定要跑过一个又一个马拉松，怎么才能让人只荣耀不悲伤呢？在我看来，除了运气和谨慎，赛事组织者的医疗救护体系是我们最后的指望。
破解心脏骤停的不二法门是心肺复苏术（CPR）。标准的CPR流程，除了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压，还需要最后关头逆转生命的AED。所谓AED，全称是自动体外除颤器（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我们在“豪斯医生”等医务剧中早就认识了。对心脏骤停患者，只要亮出AED寒光毕射的两块电极（看着像两个电熨斗），要么起死回生，要么无奈惜别。据统计，在心脏骤停1分钟内开始CPR，成功率超过90%；此后每隔1分钟，救活率下降10%；8分钟后患者已经开始脑死亡，10分钟后几乎无力回天。这么说来，一旦我们在赛道上大难临头，救护人员神兵天降，争分夺秒开始CPR，在生命最后关头送来酸爽动人的AED，是每一个跑者对赛事组委会的重托，也是大多数赛事组委会拼命想做到的伟业。
作为世界六大马拉松赛事之一的东京马拉松，堪称医疗保障的典范。“东马”每年有3万多人参加。近几年，“东马”通常会部署42名医生、70名护士和420名专业救护成员；这些医生分不同配速参赛，随时可以出手施救；赛道上还配备15个救护站和66台自动除颤器（AED）。这些安排已挽救过多名参赛者的生命。
在北京体育大学运动救护专家侯士伦看来，国内马拉松比赛的医护人员缺少与马拉松相关的医护培训，“他们也许担任过其他大型活动的医护保障，但并不清楚马拉松比赛所需要的保障要求是不一样的”。作为徽州马拉松医护人员的培训老师，侯士伦表示，当有跑友抽筋或体力不支时，赛道上的医护跑者可以及时给予帮助，很好地发挥辅助医疗保障人员的作用，他们与组委会官方医疗保障团队一道为马拉松赛事保驾护航。
首都机场3个航站楼都有配备AED
AED对于一场马拉松来说犹如最后一道安全防线，能够在最危急的关头将跑者从死神那里拉回来。我们可喜的看到国内越来越多的大型赛事开始配备医疗跑者及AED。不仅仅是马拉松赛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AED也可能在危急关头，救人一命，在国内的一些大城市的公共场所也开始普及AED。
